《明》
為什么有人喜歡讀虛幻的故事，大部分原因是故事里可以讓現實世界中不能滿足的地方得以實現。有人稱之為YY. 酒徒小時候，喜歡聽評書，聽《明英烈》時，覺得非常過癮。等長大后，看明史，才知道英雄的故事背后，還有胡維庸案，蘭玉案，有靖難，沉重的血腥氣讓酒徒每每不能呼吸。有時候，酒徒就思索，是什么使悲劇一再的重復？
是朱元璋一家的道德問題嗎？是皇帝的精神問題嗎？答案很明顯，不是，是整個中國的思維出了問題。可以說，明朝的建立初期，正是中華民族經歷了蒙古人的近百年壓榨，民族意識漸漸開始覺醒時期。終明一朝，都在尋找一個不讓亡國滅種悲劇重演的辦法。然而，他們沒有找到，只找到了理學。找到了無所謂民族和國家，只有皇帝和奴才的后儒學。
酒徒以為，平等是一種追求，是人類社會發展存在的一種精神支柱。誠然，人生下來，他的經濟情況，地域狀態和家庭教育就發生了差別，健康和智力也不盡相同。但這不意味著，占有優勢的人就應該比處在劣勢的人享受更多的權利，通俗一點，不意味著精英可以隨意把百姓權利踏在腳下。西方在近代把東方遠遠甩在后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們從宗教上就有對平地的認可。酒徒讀《簡.愛》，感觸最深的就是“正如我們的靈魂穿越了墳墓，一同走到了上帝面前，在他面前，我們是平等的，我們本來就是平等的”。可以說，平等二字，構成了現代西方民主的基石。而特權二字，是東方儒家文化的根本。
有人可能不同意這個說法，但酒徒問一句，無論是儒家文化還是普遍在民間信仰的釋家，有一句關于人生而平等的論述嗎？在東方，儒家講究尊卑與順從，道家的天庭里神仙們也要分高低大小，分出層層等級。而佛呢，從佛、菩薩到使者、童子，等級一點也不比人間少。
東方人喜歡武俠，喜歡清官，喜歡一個有特權的人用特權來清理黑暗。然后，一旦特權被黑暗所掌握，人們能怎么辦呢。比如武俠中武功最高的偏偏是壞蛋，希望中的清官偏偏是巨貪。通常人們就會和強權去合流，美其名曰：審時度勢。所以產生黑社會，產生漢奸。其實歷史上的漢奸們是最會審時度勢的。
也許，你認為酒徒這番廢話是在菲薄東方文化，宣揚西方民主。酒徒不能要求你改變想法，只是想告訴你，西方雖然也有很多不公平的現象，但是，在現代西方國家誕生那天起，平等已經被認同。比如美國的獨立戰爭，在建國之前的《獨立宣言>里，已經宣布，他們不是為了改朝換代，他們是為了這塊土地上生長平等、自由與幸福。“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對于政府和百姓，宣言者明確表示：“政府對這些目標具有破壞作用時，人們有權利改變和廢除他”。這些話，和我們國家古往今來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差異，不用酒徒再羅嗦，相信你也能看得出來。
現在我們羨慕美國的強大，其實，我們更應該清楚的看到，美國的強大并不僅僅建立在他的科技領先上，不僅僅是“船堅炮利”，而是在建國初期，那個理論的基礎,那個人人平等的訴求。正是基于這個訴求，才有當反對者說話時，大家可以義正詞嚴的說出：“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尊重你說話的權利”。而不是為了捍衛絕對真理而封住他的喉嚨，無論是采用強權、武功還是其他魔法。順便說一句，如果網絡小說停留在武功、魔法或高科技的掌握者絕對正確和擁有絕對權利，可以把他人利益踏在腳下的基礎上，就和清官戲沒有了差別。這，必將是網絡小說的悲哀。
酒徒馬上去出差，如果大家有關于此段文字的探討和爭論。請發到酒徒信箱：tigermeng12@vip.sina.com
另外，《明》誕生后，很多相同題材的作品緊隨其后，酒徒歡迎大家和我一起創造自己的理想世界。但當你借鑒《明》中的科技、發明和其他時，請別忘了，除了這些，小說中還有兩個字，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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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位朋友給酒徒的資料，關于明代。不多說，一聲嘆息而已。如果讀者年齡超過27歲，希望你能把此文讀完，有點長。
轉自西塞論壇--明朝的癌癥-從內部爛掉的漢族朝代
明朝的癌癥-從內部爛掉的漢族朝代
作者：吳思
國的傳統社會和政治組織是從西周開始的家國體制，家是小的國，國是大的家。這個體制對中國的一統和繁榮確實有莫大的好處，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已經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對立面了。皇帝有自己的家，大臣也有自己的家，各個家都是國的一分子，但各個家都想盡可能擴大自己的利益。這種擴大，是借用權力，從其他的‘家‘(權力小的)抽來的，對社會總財富的增長毫無用處。就好象癌癥一樣，明朝到了后期腫瘤擴散到全身，即使到了南明，福魯唐桂諸王王朝內部，各王之間，仍然是你爭我奪，私利高于一切。桂王手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塊地時，孫可望李定國兩個人還是斗得不亦樂乎。這種朝廷，不滅亡真是沒有天理了。
明朝的滅亡，是最典型的從里面爛掉的例子。唐宋遼金元清諸朝的滅亡，外部壓力或內部的民族與割據問題是主因，只有明朝是從中期開始一點一點爛下去，外部的壓力只占很小的份額。沒有滿清，明朝一樣要完蛋。
有人說張居正是古代最偉大的政治家。這個我也是相當贊同的。萬歷初年明朝居然還可以有這個一樣良好的財政局面，不容易阿。不過反思之，在舊體制里搞這種改革，縱然有短期的效果，長遠看來不過是暫時直接補充一些營養罷了，癌細胞不除，很快又會消耗得干干凈凈。縱觀中國歷史，沒有一次改革是真正成功了的。為什么國家要改革?
不管是王莽，楊炎，王安石還是張居正，都是因為國家的正常經濟秩序被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者打亂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流到了癌細胞那里，國家財政自然吃緊。井田也罷，兩稅法也罷，方田均稅法也罷，一條鞭法也罷，本質上都是要把被癌細胞搶去的部分社會財富重新由國家來控制，并盡可能的縮小分配不公。為什么他們最后都歸于失敗?
因為這些癌細胞不是一般的癌細胞，它們控制著大腦，絕不會看著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它們寧可整個社會同歸于盡也絕不會有一分一秒放棄自己的利益。這種社會結構我不知道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有沒有，但是在中國，直到今天也是沒有改變的。
其實我以為社會發展最重要的是有序化程度，人類社會幾千年來的宏觀方向就是社會宏觀尺度上的越來越有序，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致，社會契約越來越嚴密。拋開那些容易被感情影響的倫理及哲學說教，從經濟和法制的角度來看，獨裁與民主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有序化管理的手段。日本歷史上比中國還要沒有自由民主，但它的社會秩序并不象中國這樣周期出現癌變；印度和拉美都是所謂民主國家，可是腐敗一樣厲害。我以為研究明朝滅亡的過程，其著眼點可以放在家國體制是如何逐步誘發癌變，導致社會秩序的瓦解甚至社會的同歸于盡的(每一次改超換代，中國大概都要損失一半的人口，這在世界范圍內也是罕見的)。
前事不忘，后世之師。
歷史部分，明史是很值得關注與探究的。漢文化到明代已到了爛熟出膿的境地，無論政治經濟文化都呈現出結構性的非顛覆無以再造的潰爛。游牧民族的清新作風延緩了崩潰，也相應延遲了再造。從文明而言，明是漢文明作為主要世界文明的終結。鄭和海洋擴張的無以為繼宣告漢文明擴張和上升的結束。百年后歐洲文明在美洲的登陸和在海洋的擴張完成了歐洲文明邁向世界主導文明的蛻變和越升。明是漢文明由盛而衰的主要切換點，值得研究。
劉瑾潛流——“財政陰史”的一個斷面
吳思
一、 千年世界級巨富
我在“中青在線”網站讀到一條2001年4月9日發布的消息，標題是《千年最富50人中國6人上榜》，全文抄錄如下：
據《亞洲華爾街日報》報道，該報日前選出在過去一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過360億美元的汶萊蘇丹陛下哈志哈山納柏嘉，以及當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
在入選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國人，出現時間前后橫跨800年，他們分別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監劉瑾、清商人伍秉鑒、宋子文。
《亞洲華爾街日報》還說，如果按征服土地來計算，在職業一欄是“征服者”，財富來源一欄是“掠奪”的成吉思汗可稱“天下最富”。當時，蒙古人打下了13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間太監劉瑾被處死后，人們從他家中搜出黃金3360公斤、白銀725萬公斤。明末國庫僅得200萬公斤白銀。
清朝的和珅被查出貪污白銀達2．2億兩。
20世紀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學成回國后，迅即被任命為財政部長，由于其妹宋美齡嫁于蔣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為當時中國與美國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說在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鑒是十三行的買辦，他繼承了當時只得少數人獲準經營的絲綢和瓷器生意，身家至少有好幾百萬銀元。這種大視野看起來很痛快，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但我恰好留心過劉瑾的家當，也抄錄過與明朝國庫有關的一些數字，看了劉瑾家的金銀數目便感覺疑惑，似乎數字太大了。至于明末國庫的白銀存量，更是錯得離譜，張居正改革十年，國庫豐盈，太倉（專門存銀子的國庫，又稱銀庫）的白銀儲備不過600萬兩，亞洲華爾街日報卻說劉瑾一家就有725萬公斤，竟敢說明朝破敗時還有200萬公斤，其誤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禎真有這筆相當于二十年中央財政現金收入的白銀儲備，何至于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繳獲這一大筆銀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國大舉搜刮，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隱約記得在什么地方看到過一個數字，李自成打下北京，發現太倉里只剩下二十多萬兩白銀，不禁感嘆道：這么個大國，只有這么點銀子，豈能不亡？——我查不到這個故事的出處了，姑且擺在這里，僅供參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覺不錯，懷疑翻譯錯了，就上網搜索原文，結果在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的網站找到了出處。翻譯果然有些小錯。下邊是我選譯的劉瑾簡介(注1)
劉瑾（1452-1510）
社會地位：宮廷太監
財富來源：瀆職
財產：金銀
中國明朝一個富得驚人的宮廷太監。劉瑾濫用職權，聚積了巨大的財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處死時，他被發現擁有黃金1200萬盎司（譯者注：折37萬公斤，而不是前譯的3360公斤），白銀2.59億盎司（譯者注：折805萬公斤，而不是前譯的725萬公斤）。作為對比，明朝倒臺時皇宮國庫只有白銀3000萬至7000萬盎司（譯者注：確實可以折為200萬公斤）。不過，關于劉瑾的財富的報道可能被嚴重夸大了，因為歷史學家們要用他的故事警告人們：太監干政時將發生什么樣的事情。
其實我并不想在數字和細節上較勁，要緊的是劉瑾榮登千年世界級最富排行榜這件事本身。我覺得劉瑾、和珅的上榜，揭示了潛藏在中華文明光輝表面下的大東西。我想深究的就是這種東西。華爾街錯多錯少并不要緊，只要在劉瑾“富可敵國”這個關鍵點上沒錯，我的深究便不會受到實質性的影響。不過，我還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幾步，想算算賬，折成人民幣算一算，搞清楚劉瑾家到底有多少錢。我估計有不少人像我一樣對此感到好奇。
這一追還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來華爾街提供的劉瑾家產數字大有根據。
我總共找到了三組數字，第一組就是華爾街所依據的數字，也是最大的數字，即黃金1205.78萬兩，白銀2.59億兩。華爾街把明朝的一兩（36.9克）誤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將劉瑾的家產低估了7.5萬公斤黃金，150萬公斤白銀。我明白，數字太大了讓人眼暈，多兩個零少兩個零早已沒了感覺。這么說吧，華爾街的這個誤差，僅僅白銀這一項，就超過了明朝全盛時期國庫白銀儲備的六倍。這可不是小錯，如此大刀闊斧地削減劉瑾的家產，犯在他本人手里，一百條命也丟了。
這第一組數字見于郎瑛的《七修類稿》卷十三，陳洪謨的《繼世紀聞》卷三。《明通鑒》說王世貞也引用過這個數字。這幾個作者均為明朝人，都不是等閑之輩。其中陳洪謨在劉瑾死時正當壯年，36歲，中進士十余年，當過刑部和戶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國防部副部長）退休。這樣的人寫起劉瑾來，如同今日在財政部和最高法院干過的人，以高級干部的身份退休后寫陳希同或成克杰，五百年后的晚輩小子怎敢不洗耳恭聽？
第二組數字見于《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五，（清）趙翼說劉瑾有黃金250萬兩，銀5千余萬兩，他珍寶無算。這個數字大約只有第一組數字的五分之一，但趙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這本書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稱，考證詳實，我等晚輩也不敢不重視。
第三組數字屬于滑頭數字。《明通鑒》卷四十二列舉了第一組數字后，對比了漢朝董賢的42億錢家產，梁冀的30億錢家產，都比劉瑾差了一個數量級，作者夏燮因此懷疑對劉瑾的家產高估了。于是《明通鑒》宣布與正史保持一致，給了個“金銀累數百萬”的說法。“累數百萬”，到底是一百萬還是九百萬？是金是銀？單位是斤還是兩？這里的每個差別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過去，這樣的數字實在沒法用。當然我們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態度，一概選擇小頭，說劉瑾至少有幾百萬兩銀子。幾百萬呢？就選個最少的二百萬吧。正德元年（1506年）劉瑾得勢，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白銀還不足二百萬兩。
從1522年到1532年，太倉平均每年的白銀收入恰好是二百萬兩。
根據會計工作的謹慎原則，我這里采納第二組數字。不喜歡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結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個數，只要不超過五，就不算胡說八道。而擔心后代御用文人將劉瑾妖魔化，拿劉瑾當替罪羊，寧愿保守至極的人，只要記住劉瑾的家產和國庫每年的白銀收入相當就行了——這筆銀子的購買力大概相當于如今的八億人民幣。
根據第二組數字，劉瑾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余萬兩。他珍寶無算。我們就不算“他珍寶”，再把黃金按當時的常規一比七折為白銀，劉瑾的家產總值為6750萬兩白銀——比張居正辛辛苦苦十余年充實起來的太倉還要多十倍。這相當于多少人民幣呢？在當時的平常年景，一兩銀子可以買兩石米，按照米價折算，劉瑾的家產相當于254.88億人民幣(注2)。我剛剛上網查了，中國大陸只有一個人夠格登上《福布斯》雜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國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總經理榮智健，身家為10億美元，不足劉太監的三分之一。
我們再冒說一句。有超人之稱的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有多少錢？《福布斯》雜志說他的家產為113億美元，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誠1999年排名世界第十，這兩年讓那些IT暴發戶擠下去不少。假如劉瑾活著，他的排名恐怕還要下降。只要我們像華爾街那樣選擇第一組數字，也就是把劉瑾的銀兩乘以五，按照米價折算，劉瑾的家產便是1274億人民幣，約153億美元，比李嘉誠還要多40億美元。
這么大的數字，可信么？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誠比下去的第一組數字，但足以把三個榮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組數字就不好不信了。劉瑾一流的巨富，即貪污受賄瀆職而成的巨富，在中國歷史上前有古人，后有來者，絕非孤立現象。前邊提了一句漢朝的董賢和梁冀，積錢至三四十億。明朝前有王振，后有嚴嵩、魏忠賢，其家產清單開起來也是一長串大數目，我就不拿這些數字煩讀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劉瑾還富。“中青在線”引用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說法，說他有2.2億兩白銀。我還見過更大的數字。據籍沒其家產的清單記載，和珅有赤金580萬兩，元寶銀940萬兩，當鋪75座，銀號42座，地產8000余頃。另有玉器、綢緞、洋貨、皮張等庫多座。沒收的財產總計估銀約8億兩，少說也頂四個劉瑾。乾隆末年，國家財政每年的實際收入為銀4359萬兩，和珅的財產相當于清朝盛世18年的財政收入(注3)。當時流傳著一句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可見同代人的感覺也支持了富可敵國的數字。
二、 財政陰史
國庫的銀子匯集百川，來歷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間，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庫驚現于國庫側畔，地面徑流卻只有孤零零的一條毛渠，即正四品官員每年288石米的俸祿，折合白銀144兩。按照這種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滿劉瑾家的水庫也需要47萬年。實際上，司禮監太監劉瑾雖然也是四品官，但明朝的立法者認為太監無須拉家帶口，用不了那么多錢，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糧和服裝，折成銀子還不及四品文官的十分之一。這就是說，地表徑流需要500多萬年才能注滿劉瑾家的水庫，而劉瑾的積累僅僅用了五年。理論與現實相差如此懸殊，難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釋么？
只要一想到解釋，任何人都敢斷定：地表之下必有潛流，有陰溝，有地下河。“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我們就借用世界名人劉瑾的聲望，稱這套地下網絡為“劉瑾潛流”。
古有食貨志，今有財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聞，看過的史、志似乎都把重點放在地表徑流上，羅列各州縣的錢糧徭役，國家的鹽鐵茶馬，酒榷商稅，著重描述并解釋種種明面上的開支收入及其變遷。但是我們已經發現，地下潛流在資源的總流量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不描寫“劉瑾潛流”的財政史只能叫“財政陽史”，如欲完整，還應該補上“財政陰史”。
“財政陰史”很難寫，那些陰賬暗賬恐怕早在陰溝里爛沒了，找不著了。這么說并不是打比方。清朝乾隆年間的著名師爺汪輝祖寫過一本《學治說贅》，其中就扎扎實實地談到賬本問題，他要求建立四個賬：正入簿、正出簿、雜入簿、雜出簿。正入簿“記銀谷應征之數，及稅契、雜稅、耗羨等項”；正出簿“記銀谷之應解、應支、應放、應墊之數，及廉奉幕修等項”；這兩項都是明賬。雜入簿“記銀之平余，谷之斛面，及某歲額有之陋規等項。應入己者可質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諱也。若額外婪索，是為贓私，不可以入簿者。”雜出簿“記應捐、應贈之斷不可省者，及日用應費各項。”這后兩項顯然是小金庫的賬。
汪輝祖要求官員們經常算賬結賬。正入簿虧了，可以先用雜入賬上的錢補。由此可見，清朝的小金庫很重要，“斷不可省”，官吏們管理小金庫的賬目也很有一套，來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來源當然是陋規收入，或是下級的孝敬，或是從老百姓手里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則是不能不送的禮物等，也就是對上級的孝敬。同時還包括一些“正出”項目中沒有的日常費用。
假如我們掌握了許多這樣的賬本，“財政陰史”就會好寫一些，不過仍缺少“額外婪索，是為贓私，不可以入簿者”——對這個巨大缺口，恐怕只能拿抄家清單填補一二了。
我下邊要做的，就是在劉瑾周圍搜集一些歷史碎片，盡量拼湊出“劉瑾潛流”在（明）正德初年的歷史橫斷面。實在湊不上，就用其他年代的碎片代替，聊勝于無而已。
三、 抽水機規則
正德初年，劉瑾當政期間，兵科給事中周鑰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那一刀下手很重，身邊人搶救時，周先生已不能言。從者拿來紙筆，周鑰寫下“趙知府誤我”幾個字后便死了。
按照級別，給事中不過“從七品”，還不如七品知縣的官大。按照實際的地位和權力，六科給事中在皇帝身邊負責監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諸司，各部各地的大員們也不敢不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錯誤指示，只要不合圣人之教、祖宗之法，給事中在名義上也有權“封駁”，頂回去不準下發。科道之官是官場上的鷹，是最高層級的食肉動物，是以各級官員的身家性命為食的動物。在科道任職，成為六科給事中或十三道御史的一員，乃是明朝讀書人的仕宦美夢，一個美夢成真的人何必自殺？
《明史》卷188上說，那時劉瑾當權，甚為驕橫，奉使出差的人回來，劉瑾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筆賄賂。周鑰到淮安辦事，與知府趙俊的關系不錯，趙知府答應貸給周鑰“千金”，以應付劉瑾，臨走時又變卦了。周鑰“計無所出”，船走到桃源時自殺。
讀完這段介紹，我仍然不懂周鑰何必自殺。一千兩銀子的購買力大約相當于如今的40萬人民幣，誠然是一筆大數。但這筆賄賂即使像債務一樣硬，確實還不起又能怎么樣？竟值得自殺么？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個給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榮譽的高峰，成了親友和眾鄉親的驕傲，忽然有可能丟官，榮耀將變為恥辱，半生的努力和未來的前程也一并付諸東流，這些東西加起來，不值得自殺么？——對我來說依然勉強。
最后，時人陳洪謨的一段記載幫助我理解了周鑰的選擇。據《繼世紀聞》卷二說，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出京查盤錢糧，返京后劉瑾索賄，嫌那二位給得少，就說他們參劾官員失當，大發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將這二位枷于公生門。當時正是夏季，大雨晝夜不停，這二位就在雨中淋著。
原來是著名的一百五十斤枷。據《明史》卷95介紹，劉瑾通過親信控制了東廠和西廠這兩個特務組織，讓兩廠競爭，調動了特務們的積極性，并且有許多發明創造，用150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們的發明之一。戴了這種枷，“不數日輒死”，《明史》卷192也說，“枷死者無數”，可見擺在周鑰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周鑰的自殺便有了選擇安樂死的意思，這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看了這個故事，不知諸位是否發現了點什么。我初讀時感覺有點古怪，但并沒有意識到什么古怪，更沒有發現什么。后來又讀了六七項記載，都是關于劉瑾如何索賄，不如愿就變著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讀著讀著，忽然就明白了，原來劉瑾向我們展示了一條級別很高的潛規則。與潛流的比喻對應，我為這條潛規則想了個名字，叫“抽水機規則”。換一個比喻也可以叫“捕魚規則”。
我讀到的官場徇私舞弊故事，給我留下一個總印象：面對百姓，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動進攻態勢；面對官場同僚，一般則采取“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的溫和策略。按說，只要手里有烏紗帽之類的釣餌，不愁魚不上鉤。烏紗帽意味著合法傷害下級和百姓的權力，拿到這個權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這是很合算的買賣。換個比方說，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出流，只要有利益吸引著，官吏自然會流過去完成權錢交易。但是劉瑾不然。他根本就不用釣餌，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過去，他徑直把釣竿換做魚網，將進京的官員一網打盡，直接往官場里插一根抽水機管子，開足了馬力硬往上抽。劉瑾的管子長度有限，口徑也太大，通常夠不著下層百姓。按照渠道系統的分類方式，最高級別的渠道為干渠，次為支渠，再次為斗渠，下為農渠，最下為毛渠。劉瑾看不上農渠毛渠，主要往干渠支渠里插管子。
周鑰、安奎之類的中央監察官員，被劉瑾像堵住籠子抓雞一般地隨意收拾，其實他們出了北京就是官場上的鷹。在他們監視之下的地方官員很愿意向給事中和監察御史納賄，明末也流傳著給事中是受賄之王的說法。如今這些大王必須統一向劉瑾納賄了。上述官場之鷹的總數，六科給事中有58人，十三道御史有110人。監察系統還有一批官員，大約20多人，他們掛著左右副都御史（近似監察部副部長）之類的頭銜巡撫四方，常年在外，這些鷹也要統一向劉瑾納賄。
《明史·宦官列傳》說，當時內閣的焦芳、劉宇（近似國務委員），吏部尚書張綵（近似人事部部長），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近似╳的中統局長兼中央警衛局局長），都是劉瑾的心腹。他們變更原來的制度，令各地巡撫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時向劉瑾納賄。延綏巡撫劉宇不來，被逮捕下獄。宣府巡撫陸完來晚了，幾乎被判罪，賄賂了之后才讓他“試職”。《明史》卷186還提到一個叫冒政的清官，掛著右副都御史的頭銜巡撫寧夏。冒政為官廉潔，劉瑾索賄不得，就找了一個岔子將他逮捕，又罰米三千石。劉瑾死后，冒政才恢復原官職退休。
比監察大員低一個級別的渠道，當屬各省的行政長官。
《繼世紀聞》卷二說，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諸司赴京朝覲。劉瑾下令每個布政司（近似省政府）送銀二萬兩，交了錢才放人回去。銀子則由劉瑾等人分用。各地官員無奈，紛紛向京師巨室借貸，回任后，為了還貸再加倍搜刮民財。這個過程假如反映到賬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雜簿”，各省長官回去后搜刮“雜入”，填補正簿中的“雜出”。而劉瑾等又從宦官的雜簿中領走了自己的一份。
《繼世紀聞》記載的這次大規模索賄已經是第二次了。按照明朝規定，各地官員每三年入京朝覲一次。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劉瑾剛剛得勢，便向天下三司官員索賄，一個人一千兩銀子，多的要到五千兩。不給的則貶斥，給得多了則升遷。所謂“天下三司”，指的是當時全國十三個省的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馬、錢糧和刑名，號稱封疆大吏。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揮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為732石米，按市價折成銀子不過366兩。布政使（近似省長，從二品）的俸祿是每年576石米，折銀不過288兩，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劉瑾也不夠。這批人的總數，以每個職位至少設左右或正副二職計，大約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萬雪花銀的進項。
劉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運、鹽政、屯田和科舉這些領域。這些領域的正式制度，譬如鹽引制度之類，解釋清楚已不容易，再講明白其中的貓膩更費筆墨。我在這里只選一個科舉方面的簡單故事作為示意。
《明史》卷174說到一個叫安國的人，接父親的班當了軍官。正德三年，安國考中了武狀元，分配到陜西三邊當代理師長（進署指揮使）。這時候劉瑾索賄來了。安國和同時中武會舉的六十人都拿不出錢來，劉瑾便發配他們下連當兵（編之行伍），隨時聽候調遣，禁止擅自歸家。這六十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幾乎難以維持生存。而邊疆的守臣害怕劉瑾，誰也不敢收用他們。直到劉瑾死后，安國才回到考試前的起點——接父親的班當軍官。
劉瑾也干過許多賣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當，這屬于權錢交易，不是抽水機運轉。除了數額特別巨大，交易對象身份特殊，出賣公眾利益時特別肆無忌憚之外，這些行為并無創立新規則的特殊意義，這里暫且從略。
總之，劉瑾具有出類拔萃的進攻性。我們可以在上述故事中發現一個共同點：那些官員們付出的賄賂并不是升官發財的投資，而是避禍消災的保險費，更準確地說，是對黑手黨欠下的債務。漢語好像還沒有對此作出區別，將這兩種性質的錢財潛流統稱之為賄賂。祖國語言顯然還有進化余地。
四、 抽水機是怎樣制造的
監察御史蔣欽向皇帝揭發說：......昨天，劉瑾向天下三司官員索賄，每人一千兩銀子，甚至有要到五千兩的。不給則貶斥，給了則提拔。全國都感到寒心，惟獨陛下把他放在身邊使用。這是不知道左右有賊，把賊當成心腹了......請立刻殺劉瑾以謝天下，然后殺臣以謝劉瑾......
這是我讀到的有關劉瑾牌抽水機運行的初次記錄。蔣欽寫到的“昨天”，即正德二年閏正月初八（公元1507年2月19日），初六那天他剛剛挨過廷杖的打，三天后便再次冒死上疏。（注4）可見劉瑾抽水也不容易，真有人不要命地跳出來破壞搗亂。
為了理解當事雙方的勇氣，劉瑾抽水的勇氣和蔣欽跳出來砸抽水機的勇氣，我們要追溯發生在數月之前的一場殊死搏斗。
劉瑾很會哄孩子。正德皇帝登極時不過十五歲，喜歡玩打仗，劉瑾是個粗人，頗能理解頑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監一起與皇上“擊毬”，“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還帶著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大歡樂”，對劉瑾便日漸信用。
文官們聽說以劉瑾為首的八位太監引誘皇帝“游宴”，不學好，便紛紛上疏論諫，大學士（近似政治局常委）劉健、謝遷、李東陽帶頭，一堆尚書（近似部長）、給事中和御史呼應，形成了外廷文官對內廷宦官的攻擊之勢。小皇帝煩透了那些文官講大道理，卻被五官監候（正九品，近似天文局歷法科科長）楊源拿星相變化說事的一篇上疏說害怕了。見小皇帝有點怕，劉健等人發起一輪更兇猛的攻勢，要求皇帝誅殺劉瑾，以戶部尚書韓文為首的眾大臣搖旗吶喊，聲勢大振。小皇帝心虛了，有讓步的意思，就召來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禮監太監王岳等人，讓他們閣臣們商量，把劉瑾等人發到南京閑住。正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506年10月27日）這一天，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與大臣們討價還價，皇帝希望緩和處理，大臣非要殺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勸劉健也讓一步，以免過激生變，但劉健寸步不讓。
據說太監王岳比較正直，又有些嫉妒劉瑾。劉瑾是皇帝的親信，而他這位地位更高的太監卻常常被晾在一邊。在傳話的過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評論，對小皇帝說，閣臣們的意見對。于是劉健膽氣更壯，與眾大臣約定次日早朝“伏闋面爭”，誅殺劉瑾，王岳為內應。
當天晚上，吏部尚書焦芳派人向劉瑾報警。劉瑾大懼，連夜和他那幾個太監哥們伏在小皇帝周圍磕頭痛哭。哭到小皇帝動了心，劉瑾說，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結閣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進出行動，我們不讓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鋤掉我們這些障礙。再說了，玩鷹玩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點損失也不過萬分之幾。如果司禮監太監用對了人，那些文官豈敢這么鬧？
小皇帝一下想通了，這些人內外勾結是要管住他，不讓他玩，頓時大怒，立命劉瑾出掌司禮監，另外兩個趴在地上哭的太監出掌東廠和西廠這兩個特務組織，并逮捕王岳等三位幫助文官的太監，連夜發配南京充軍。
次日早朝，眾大臣正要伏闋面爭，發現形勢已經大變。其實，在與皇帝討價還價時，除了說兩句“皇上，這樣對陛下不好，那樣對陛下更好”之外，大臣手里并無王牌，皇上決心一下，他們除了干瞪眼，只剩下辭職一途。劉健等三位閣臣立即辭職求去。按照常規，辭職報告連上三次皇帝再予批準才算不失禮貌，但劉健等的報告剛送上去就批下來了，除了李東陽誰也不挽留。在官場的語言中，這就等于讓劉健等人滾蛋。同時，任命焦芳入閣為大學士。劉瑾初戰告捷。
劉瑾立刻開始鎮壓反對派，殺人立威，擴大戰果。首先派人追殺充軍的王岳等人；其次“杖責”上疏請留劉健的六位給事中和十三位御史；再次把上疏為給事中挨打鳴不平的王陽明等四人打了一頓板子，撤職貶謫；然后又杖死楊源——那位拿星相說事，險些要了劉瑾性命的天文局小科長。直打得朝廷上下鴉雀無聲，劉瑾大獲全勝。
《明史》說，劉瑾用事后，每當向皇帝請示匯報時，必定先偵察一番，專挑小皇帝玩得上癮的時候。皇帝煩他打擾，火急火燎地揮手趕他走，說：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一件一件的老來麻煩我！從此，劉瑾便獨斷專決，不用向皇上匯報了。（注5）
劉瑾牌抽水機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出廠的。
遙想劉瑾當年，手握重權，口含天憲，連戰連捷，心氣難免大壯。實際上，明眼人早把這種變化看在眼里，主動向權力靠攏的聚集運動已像百川歸海一般濫觴了。
大約在正德元年歲末，右都御史劉宇（近似監察部常務副部長）通過大學士焦芳的介紹拜見了劉瑾，劉宇的見面禮是上萬兩銀子（約400萬人民幣）。據《明史·閹黨列傳》記載，這是劉瑾收的第一筆上萬兩銀子的賄賂。《明史》說，當時劉瑾“初通賄”，對賄賂的期望值不過幾百兩銀子，見了萬兩銀子不禁大喜，說：“劉先生何厚我。”劉宇的投資迅速獲得回報，正德二年正月，劉宇升為左都御史（近似監察部部長）。
劉宇知恩圖報，成為“閹黨”的核心成員之一。他發現劉瑾特別恨御史仗著諫官的職權說三道四，便請來一道圣旨，發布了管制御史的新政策，有點小過失就打他們一頓屁股。劉瑾見劉宇能封住部下的嘴巴，有真本事，便給了這位御史首領新的獎賞，讓他當上了兵部尚書（近似國防部部長），加太子太傅——僅次于太子太師的至尊頭銜。劉宇在兵部尚書的位置上“賄賂狼藉”，獲得了豐厚的利潤，以至當他再次高升，當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書后，發現文職官員的賄賂不如武官出手大方，竟挹挹嘆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劉瑾的勢力壯大了，政策選擇空間也大了，便把“等水政策”改為“抽水政策”。“抽水”并不排斥“等水”，主動流過來的照舊接納就是，但遇到缺乏自覺性的干部，劉瑾可以直接過去抽，這就主動多了。顯然這是一項對劉瑾更有利的政策。政策頒布試行后，總的反應也是好的，只有蔣欽等個別人跳出來反對。
蔣欽已經隨著眾多御史跳出來一次，要求皇帝挽留劉健，結果全體挨打，各自三十廷杖，其中一位被打死了。挨廷杖的打是有生命危險的。按照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廷杖時可以穿棉裹氈，劉瑾改了規矩，廷杖要扒下褲子打。據說劉瑾訓練打手很有一套，做個皮人，里邊塞入磚頭。練狠的，就要平平常常地打下去，打完后看那皮子依然完好，里邊的磚頭卻要粉碎。練輕的，就在皮人外邊裹上一層紙，重重地打下去，打完后連紙都不許破。行刑時，只要監刑太監的腳站成外八字，就輕打。如果站成內八字，就往死里打——當然，這些都是難以得到確證的傳說，不過，設身處地替蔣欽等人想一想，誰有膽量去試試真假？ 蔣欽第二次跳出來后，又被打了三十廷杖，打完后關入監獄。第二天，蔣欽又在獄中動筆寫上疏，大意如下： 昨天臣因為上疏受杖，血肉淋漓，伏在獄中的枕頭上，終于還是難以沉默不語。......請陛下將臣與劉瑾比較一下，是臣忠呢，還是劉瑾忠呢？忠不忠，天下人都看得明白，陛下也很清楚，為什么如此仇恨臣，而信任那個逆賊呢？臣的骨肉都打爛了，涕泗交流，七十二歲的老父親也顧不上贍養了。但我死了并不足惜，陛下隨時可能遭到亡國喪家之禍，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希望陛下殺掉劉瑾，懸首于午門，使天下都知道臣蔣欽直言敢諫，知道陛下英明誅賊。如果陛下不殺此賊，就請先殺了臣，使臣能夠與龍逢、比干同游于地下。臣不愿與此賊同時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據《明史》和《明通鑒》共同記載，蔣欽在獄中起草上疏時，燈下微聞鬼聲。蔣欽猜測這是祖先之靈在警告自己，怕他上疏之后遭遇奇禍，于是整頓衣冠道：如果是我的先人，何不大聲告訴我。果然，墻壁中傳出更加凄愴的聲音。蔣欽嘆道：我已經獻身國家了，按照忠義的要求不得再顧私利。如果從此沉默不語，對不起國家，那才是對先人的羞辱，是更大的不孝！說完繼續奮筆上疏，說，死就死，這份稿子不可更改！于是鬼聲停息。
上疏遞了進去，又換來三十廷杖。三天后蔣欽死于獄中，終年四十九歲。（注6）實踐檢驗證明：抽水政策是行得通的，反不掉的。于是，這條低成本高效率的潛規則就在各種備用潛規則中脫穎而出，成為劉瑾的標志性特征。
其實我們也不好過分責備劉瑾。抽水機規則行得通行不通，并不是劉瑾這位太監所能決定的，劉瑾不過是在皇權不受制約的環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他甚至不得不追求更大的權力，因為有人想要他的命。而權力一旦到手，那些巨大誘人的物質利益就顯得唾手可得，伸手即得，叫世間凡人如何按捺伸手之心呢？
換句話說，只要帝國的權力格局不改，抽水機總是難免出現的。只要存在個別思想沒有改造好的凡夫俗子，只要他們將幾顆管用的官印混到手，劉瑾的徒子徒孫便難免繁衍開來。這種繁衍與性能力無關。生態學上有一個生態位的概念，譬如大地上的糞便資源未曾利用，就會進化出利用這種資源的屎殼郎之類的新物種。如果將屎殼郎趕盡殺絕了，就相當于空出一個生態位，那么，用不了多久，還會進化出別的什么殼郎，或者進化出喜歡吃屎的狗，以屎為家的蛆，等等。總要充分利用資源，填上這個生態位才肯罷休。劉瑾劉殼郎又不是什么新物種，不過個頭大點罷了。
五、 潛流的網絡和源頭
周鑰自殺事件發生后，那位惜貸的趙知府被逮捕問罪，討債一般逼人致死的劉瑾卻什么事也沒有。此事傳得沸沸揚揚，影響自然很不好。于是，閹黨骨干張綵找劉瑾談了一次話。張綵說，如今天下送給您劉公的財富，并不都是私財，往往先借貸京師，回去后動用官庫中的銀子償還。劉公您何必搜斂怨恨、遺留禍患呢？
劉瑾深以為然。他早已不缺銀子了，安全的價值卻越來越高，抽水機繼續狂轉下去已經得不償失。這時候，御史歐陽云等十余人恰好按照老規矩納賄來了，劉瑾揭發檢舉了他們的行賄行為，將他們全部治罪，給自己換來了拒賄一次的名聲。隨后，劉瑾派遣十四位給事中和御史下去，嚴格盤查各地官庫。官庫的銀子早被劉瑾等人抽虧空了，如何經得住那些鷹犬的嚴查？于是，各地政府爭相厚斂百姓，彌補虧空，眾多小抽水機響成一片。（注7）
現在我們進入了潛流網絡的下幾個層級，斗渠農渠毛渠系統。我們應該考察那些向劉瑾輸送錢財的人如何抽取錢財，他們抽取的錢財又來自何方，如此一層層地追根尋源，把下層網絡的所有源流、節點和流量描繪清楚，然后再把其中的利害關系與演進歷史講清楚。不過這項工作太嚇人了。
實際上，每個官、吏、役的職位，包括臨時性的職位，都是潛流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不同節點所連接的潛流數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與苦差之別。這是一幅復雜得可怕的龐大圖景，即使我們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間，并且獲得調查采訪的自由，這些隱秘知識也只能先切成條條塊塊，分開掰碎了向各處的內行人請教，再逐步拼湊成一幅接近完整的畫面。我了解的情況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細寫起來仍將篇幅浩大。這里暫且以概述與示例相結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拼湊一二，粗淺地勾勒一個輪廓。
我們先說“官、吏、役”中的官。全國上下文武官員之“缺”數以十萬計，每個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規和常例的滋養。這種斷言涉及十余萬職位，很難證實，但我們可以試著證偽：看看最清苦最沒人愛干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規和常例的滋養。據說，明朝最清苦的官是州縣級儒學教官。《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六開篇道：“天下的官隨你至卑極小的，如倉大使、巡簡司，也還有些外來錢。惟有這教官，管的是那幾個酸子。有體面的，還來送你幾分節儀；沒體面的，終年也不來見你，有甚往來交際？所以這官極苦。”
話雖如此說，作者接下去卻講了一個學生當了御史，老師去看望，眾人為了巴結御史紛紛巴結御史的老師，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兩銀子的故事。這套陋規也是有名頭的，屬于“打秋風”名下的“撞太歲”。這就是說，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沒有固定潛流的滋潤，未必沒有間歇泉或季節河的接濟，而季節河的來源最終也是眾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再說，《二刻拍案驚奇》說得也不全對。教官與學生的關系能夠影響助學金的發放，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換。更何況那“幾分節儀”也不能不算常例，不過尺寸小了點而已。在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實際是國家財政的教育撥款，還有升官發財的才能——最終仍要由百姓付錢。
我們再說說“官吏役”中的吏。吏員之“缺”的數目，在名義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實際數目卻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這些嚴重超編的吏員靠什么生活呢？中央財政的地方存留中沒有他們的位置，少數在中央財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員，名義收入也少得可憐。但他們的生活卻很不錯，并不比如今縣委縣政府的中層干部的自我感覺差。他們是各項工作的具體執行者，收取陋規和常例的機會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冊）讀到過《巴檔抄件》中的一封揭發信，清朝一位戶房書吏因內訌而把這個位置上每年的陋規常例條分縷析地開列出來，結果，總數大得嚇人：巴縣戶吏彭澤膏每年可以吞蝕銀子一萬六七千兩。其中最主要的源頭是巴縣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約，總價值約一百數十萬兩。按照慣例，每百兩收三錢契稅，稅率是千分之三。這就有四千兩之數。這筆錢用來支付眾吏役的伙食費已經綽綽有余。而這位戶吏每張契約又另收銀子一兩二錢。巴縣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張契約，僅此一項，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兩銀子。
最后要多說幾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義數量已經多于吏員，實際數量還要多出數倍以至數十倍。（明）佚名《虞諧志》中說到了蘇州府常熟縣的衙役數量：“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曰‘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計’。合之得萬余人。是常熟有萬余虎狼，橫行百里之中，弱肉強食無已時也。凡鄉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于此。”（注8）名義上不過二百個編制，實際上竟然有萬人，相差五十倍，讀起來未免駭人聽聞，難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間人劉衡的記錄中看到過類似的佐證。劉衡說，他當四川巴縣的知縣時，衙門里有七千多名衙役。我們可以懷疑無名氏的記錄，卻不好不信縣太爺關于本縣衙役數量的說法。
這批數目驚人的差役幾乎沒有正式收入。正役的名義收入也微薄到了難以維持生活的程度，所以他們主要依靠陋規和常例生活——如今，許多大蓋帽也是如此謀生的，政府只給政策不給錢，我們不應該感到新奇。
說到大蓋帽，我們便進入了官場的最底層，也是潛流網絡的最底層，直接與老百姓血肉相連的毛渠系統。實際上，最基層的毛渠系統恰恰是最穩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筑材料一樣，不管建筑樣式或表面裝修如何隨著權力分布的變化而花樣翻新，基本構成永遠是灰色的磚頭瓦片，永遠是衙役們面對百姓時的那副抽水機嘴臉。所以，我們不妨忽略時間間隔，動用相距數百年的積木拼湊同一個橫斷面。
1999年10月2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百姓記事”欄目里，刊登了河北石家莊發生的一個故事，題目叫“春天有老鼠”。
故事說，每到春天，總有一群穿制服的人，走進沿街的店鋪，檢查衛生，分發鼠藥。鼠藥的價錢由他們信口說，不容商量。
有一天，這群制服到隔壁的眼鏡店賣鼠藥。老板說老鼠眼睛好，不偷眼鏡，也不吃眼鏡，硬是不肯買鼠藥。制服說不服他，就招呼了一聲，一群制服揪住那位老板往面包車上推，要他去參加愛國衛生培訓班。一邊推還一邊說：瞧瞧你，一點現代意識也沒有，不配活在九十年代。這下老板老實了，趕緊掏錢買鼠藥。
然后又搭配賣鼠藥盒，價錢也由他們說了算。有人問：不買行嗎？回答說行。但過幾天要檢查，若發現誰沒有，就罰款。到時候別后悔。放鼠藥一定要按照規矩放，不合規定的也要罰款
過了幾天，他們真來了。先到了一家禮品店，老板從柜臺下掏出鼠藥盒，他們說不行，要罰款。“瞧你這盒子上這層塵土，一點都不衛生，老鼠能來吃么？”過了一會，這些人到了作者開的小店。他慌忙掏出了那個鼠藥盒。他們看了看，同樣說罰款。他問為什么，他們隨手一指，你的鼠藥盒，應該放在那兒，可你竟放在這兒了。
（清）李榕《十三峰書屋書札》卷三也講了一個親身見聞的故事。
故事說，四川劍州有一種“查牌”差役，有時四五人，有時七八人，四散于鄉，既不知道這份差使起于何時，也不知道他們究竟負責查什么，鄉下人只管他們叫“查牌”。查牌差役所到之處，市鎮街坊上的生意人，有的為他們安排酒食，有的送他們一些盤費。這些差役到了路邊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頓，還不斷抱怨自己干的是苦差。從來也沒有人敢和他們對抗。一旦遇到有酗酒的、賭博的、偷竊瓜果雞狗的，這些人立刻竄入其中，上綱上線，動不動就要將人拘拿捆走，再根據其貧富程度訛一筆錢，至今也沒有真把什么人抓到官府去。
李榕說，近年來有一些小販，從廣元販運硫磺去中壩的花炮廠，路過他們那一帶，多次被查牌差役敲詐勒索，本地的無賴子弟也和他們串通起來敲詐分肥。這些小販多次跑到我家哭訴，我只能勸他們改業，安慰一番后勸走他們。因為無人向查牌差役討個說法，這些差役的膽子也就越來越大。
李榕寫道，昨天聽說街坊的一個酒館，查牌差役徑直闖了進去，把酒壺收走，還用酒壺敲打著酒館老板說：縣長大人下令禁酒，天旱缺糧，不許用糧食煮酒熬糖。說完轉身就走。今日我們這里所有與酒業有關的老板都來到我家，向我打聽煮酒到底犯的是什么法，說這關系到我輩的家業資本，怎么能說禁就禁？我還聽他們說，查牌差役已經在鄉下敲詐了某酒館很多錢了。
后邊還有很多話，最后一句話是：天下衙門如此，又怎么能怨恨洪秀全呢！（注9）細品上述兩個故事，毛渠系統中體現出來的實力格局，屬于加害能力相差懸殊的捕魚格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換格局。這與劉瑾是一樣的。我不能給你什么甜頭，但我可以讓你嘗嘗苦頭。我成事不足，但我敗事有余。你不想被害得傾家蕩產，就要掏錢。差役和劉瑾一樣想害誰就害誰，被害一方完全是任人宰割的魚肉，只能找鄉紳哭訴一番。按照李榕的說法，由于被害者不敢和差役們對抗，差役的膽子便越來越大。但是替那些小商販和小老板想一想，究竟是對抗合算還是屈從合算呢？只要不封商店，只要差役的敲詐策略是分步驟進行的——先賣鼠藥，再賣盒子，再收罰款，一筆錢分成三次敲，每一次敲詐的數目都讓對方不值得翻臉拼命，那么，個體小商販還是屈從合算。如果小商販膽敢拼命，“妨礙公務”，差役們更有機會敲詐一筆，小商販更不合算。
不過也可能有另外一種計算方式。假如李榕這位鄉紳答應小商販和小老板們的請求，專門替他們打抱不平，成立一個商會之類的自我保護組織，按期收一筆會員費，鄉紳本人在必要時可以直接找縣太爺告狀，縣太爺處理不利時便聯合別的協會提出罷免案，那么，基層的利害計算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小商販單兵作戰的時候，每個人都不值得為了一筆小錢與官家沖突。如果有了商會，為了眾人的一點點小錢便值得沖突甚至上訪。從李榕的角度考慮，越顯得自己有用，越有理由多收會員費。從會員的角度考慮，養活李榕一人比養活一堆差役便宜多了，而且交過會員費后，只要找李榕一說，李榕就去找縣太爺，差役的頂頭上司就心慌了，就要處分人了，這該有多么省事，多么牛氣？據說民主不能當飯吃，據此判斷則不然。商會之類的聚集民間實力的制度，可以保護小商販安心干活掙錢吃飯，讓那些搞米面加工的小老板有動力去生產更多的大米白面，讓那些在酒館打工的人保住飯碗，不至于失業。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權利是可以換算成大米白面的，而且價值不菲。
當然，扯這么遠已經屬于暢想了。李榕的時代是官員們替民做主的時代，民眾要自己做主，官吏們當然要堅守陣地；民眾想加大壓力逼官吏退讓，官吏們豈能向壓力低頭。如此一來二去，難免就有點“聚眾鬧事”的味道，更準確地說，是“聚眾抗糧”，“聚眾罷市”。《大清律》規定：“抗糧聚眾，或罷考、罷市至四五十人，為首者斬立決，從者絞監候，被脅同行者各杖一百。”假如不罷市，不抗糧，單找縣太爺討個說法呢？那也很危險：“如哄堂塞署，逞兇毆官，為首斬梟示，同謀斬立決，從犯絞監候。”（注10）
總之，在潛流的發源之處，官吏衙役們擁有重重保護之下的合法傷害老百姓的權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風險傷害老百姓的權力，平民百姓幾乎沒有任何合算的反制手段。說到現在，我仍沒有直接回答劉瑾時代的小抽水機們是如何補充各級官庫的虧空的，因為我沒有找到那兩年的資料。我手頭倒有一份明朝洪武年間官員如何填補虧空的資料，洪武年間的官場是整個明朝最謹慎廉潔的，用這塊比較干凈的積木填補這處空白，可以避免夸大陰暗面之嫌。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發現戶部侍郎（近似財政部副部長）郭桓與各地官員串通貪污作弊。譬如某地應當上繳中央400萬石糧食，只要賄賂郭桓50萬兩銀子，就可以少繳一半，地方官員私下分贓。朱元璋順藤摸瓜，追根尋源，殺人成千上萬。據朱元璋計算，郭桓案造成的損失，價值2400萬石精糧，應當追討的數目為700萬石。（注11）于是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贓。此時此刻，各地官員的處境與劉瑾派人下去嚴查官庫時的處境是一樣的，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們必須填補倉庫的虧空。
朱元璋描述了當時各地官員的對策。例如大名府開州州判劉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羅從禮手中寄存有一萬七千貫贓款，卻發了一個通知，向鄉下農民收費。他發的通知說，如果百姓不以朝廷的追贓工作為重，抗拒交納，就要關押起來嚴肅處理。朱元璋說，許多地方官員借此機會在全縣范圍內科斂百姓，等于加征了一道稅。收稅的總額之中，大約上繳百分之一就足以補償贓款，其余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原來收藏的贓款自然還是自己的。（注12）
朱元璋說的是巧立名目亂收費的情況，是抽水機加速運轉時的情況。借用朱元璋的描述，我們再看一眼潛流最穩定的主要源泉是如何涌流的。這是沒有額外抽水時的狀態，是每年交皇糧時的模樣。劉瑾死了也好，活著也好，對這種狀態都沒有多少影響，在兩千年的帝國歷史上，我們隨時可以找到相似的描述。
朱元璋寫道：在浙江西部，府、州、縣的官吏們像“虎狼”一樣科斂老百姓。譬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不收糧食，要百姓折鈔票交納，每石米折鈔二貫（引者注：即二千文，而市場價格不過五百文），他們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管倉庫的衙役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注13）根據朱元璋提供的數字，我們可以算出，正額二千文，竟有額外索取九百文，多收了45%。如果從根本上算起，每石米的價值不過五百文，官吏們竟然收二千九百文，多收了5.8倍。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劉瑾潛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遠流長，秘密就在于：虎狼與牛羊的傷害能力相差懸殊。牛羊們在虎狼的包圍中出血流膏，勢在必然，一味責備虎狼的道德修養不好，未免強“人”所難。
六、 潛流的潛作用
巨量的資源通過潛流網絡流向劉瑾集團了，這又有什么不好呢？
許多太監自稱灑家，尊奉佛教，喜歡投巨資建立廟宇，因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旅游景點，這不挺好嗎？即使不建廟宇，我在劉瑾家產的清單上見過“寶石二斗、金鐘二千、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等成堆的寶物（注14），這不也創造出了珍貴文物嗎？誰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不合帝國的財政規范，那么頤和園便是潛流的輝煌結晶了。我們一邊贊賞結晶，一邊罵潛流，是不是應該打個磕巴？ 再進一步說，修建頤和園花費的巨額銀兩，轉個身就變成了手工藝品制造者、木匠、油漆匠、泥瓦匠、土木小工等平民的工錢，從他們手里再轉個身，又變成了糧農菜農小商小販的收入。如此追究下去，“劉瑾潛流”究竟有什么不好？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又有什么影響？這個問題似乎還可以提升為更大的長期性問題：腐敗且不斷膨脹的官吏集團，對中國歷史的走向究竟有什么樣的影響？——后邊這個問題泛了些，不容易說清楚，這里還是收斂一些，揪住劉瑾不放。
我們可以拿劉瑾與其他千年世界級巨富做個對比，從來源和去向這兩個方面討論劉瑾潛流的影響。
在排行榜上，中國人比較熟悉的名字有軟件大王比爾·蓋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鋼鐵大王卡內基。這些人財富的來源與劉瑾截然不同。人們主動購買他們提供的產品，因為他們的產品質量比較高，價格比較低，物有所值，買了之后可以獲得福利而不是損失。
這些人手中財富的去向也與劉瑾截然不同。巨量的財富集中到他們手中之后，小部分被個人消費掉，這相當于劉瑾的金鉤玉帶。大部分卻不像劉瑾那樣藏在家里，而是繼續投資。無論這些資本家如何追求壟斷地位，如何大魚吃小魚，從總體上看，他們的投資還是變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產品，變成了更大的廠房，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工資。而工資等等轉個身又拉動了衣食住行的消費和生產，這些消費和生產再轉個身又推動了軟件、鋼鐵和汽油之類的產品的消費和生產，如此循環往復，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社會也進步了。
等到這些世界級富翁走近生命的終點時，洛克菲勒用自己的財富建立了基金會，資助教育等社會福利事業，卡內基用自己的財富修建了2811座圖書館，蓋茨也表示將來要做類似的事情。這就是說，在我們所能追蹤到的個人財富源流的盡頭處，這筆巨量財富又開始為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傳播服務。
在華爾街的千年世界五十最富排行榜上，我辨認出了七類身份，其中以暴力為后盾的統治者最多，占22位；貿易商或金融商，與生產商（蓋茨、洛克菲勒等）并列第二，各有9位；官場上的貪污受賄者第三，共有4位，中國和法國各占2位；并列第四的有三種身份：殖民者2位，教皇2位，官商2位。兩位官商都是中國人。
與蓋茨等生產商比起來，劉瑾自然很不是東西。與貿易商和金融商比起來，劉瑾照樣不是東西。皮茹茲（Peruzzi，死于1303年）在整個歐洲的范圍內做批發生意，放貸，開酒店，搞運輸，他的財富來源于他為歐洲提供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讓人們可以更加容易地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他的財富增加后，又轉身投向了同樣的事業。而劉瑾潛流的來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們敲詐酒店老板，封掉酒店，設立關卡，刁難商販，他們的財富恰恰來源于提高交易成本，使人們更不容易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使產品交換所支撐的社會分工及其擴展變得困難重重，社會分工導致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組織的發育也被迫停滯。皮茹茲最后與劉瑾殊途同歸，他的財富也在國王們的沒收、賴賬和處罰之下消失了，這就是歐洲資產階級后來鬧革命的道理。
我們再拿劉瑾與皇帝國王之類的統治者比較一番。
統治者的財富主要來源于稅收和掠奪。從掠奪的角度說，劉瑾比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溫和多了，從稅收的角度說，劉瑾卻不如他們。忽必烈打下中國當了皇帝，掠奪收益便逐漸減少，稅收最終成了大頭，而稅收是有最佳比例的。儒家圣賢總結歷史經驗，發現最有利于社會安定，統治者也不至于感覺匱乏的比例是10%。在兩千多年的帝國歷史上，這個數字在理論上便成為納稅集團與食稅集團和平共處的疆界。統治者當然愿意多收，但是秦帝國橫征暴斂、二世而亡的教訓太慘痛了，他們不大敢放縱。
劉瑾則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并不是劉瑾的天下，亡了國也是亡他朱家子孫的國，劉瑾沒兒沒女，死后不怕洪水滔天，憑什么不能放縱？劉瑾不忌諱殺雞取蛋，反正那是別人的雞。因此，在雞的眼睛里，劉瑾肯定是比皇帝壞得多的東西。他的腐敗收入是強加于百姓的額外稅收，他侵入了納稅集團的疆域，因而破壞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劉瑾之流的行為可以導致秦帝國的命運在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我們也確實看到這場戲重演了一遍又一遍。在劉瑾活著的時候，這場戲已經在大同一帶開演了，起因正是劉瑾派下的御史搜刮過度，把軍隊農場刮得心理老大不平衡，于是隨著一位親王造反，還打出了清君側的古老旗號。這正是劉瑾之流嚴重破壞儒家均衡后的標準結果。順便說一句，這次造反使劉瑾很不安，給了爭寵者說劉瑾壞話的機會，最后導致劉瑾被皇帝處死。
在來源方面，劉瑾潛流對百姓造成的傷害已經超過帝國稅收，在去向方面，給社會帶來的福利卻不如帝國開支。秦始皇和忽必烈之流掠取的財富，除了個人消費外，大量投向了開疆辟土的戰爭和帝國擴張，而在歷史學家的評論里，譬如在司馬遷的評價中，秦帝國一統天下是一件大好事。（注15）司馬遷說，秦帝國為天下提供了秩序，制止了戰爭，元元之民得以安定生活，獲得了當時天下的擁護。忽必烈也有同樣的功能。他打通了亞歐大陸的貿易通道，維護了秩序，平息了戰爭。秦帝國和元帝國都曾逼反百姓，但那是在修建長城的時候，在治理黃河的時候。長城和黃河畢竟關系到公共福利，而劉瑾的錢根本不會往公共福利上投。據我所見，劉瑾的開支至少有一部分變成了家奴的收入，龐大的家奴隊伍又狐假虎威，到處敲詐勒索，也就是說，劉瑾的開支制造出來更多的小劉瑾，更多的掠奪者，而不是阻止掠奪的設施。
我好像把劉瑾說得一無是處了。這有點不公平。從愛國主義的角度看，劉瑾并沒有把家產轉移到國外，他甚至從日本使臣那里敲了一萬兩銀子的賄賂，如此說來，劉太監也可以算愛國人士。不過，他對邊防和國力的破壞又遠遠不止幾萬兩銀子。另外，從當時人的角度看，畢竟劉瑾為手工藝匠人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也創造了更多的家丁和狗腿子的就業崗位，不過，他剝奪的就業機會卻多得多。從后代的角度看，某些精美文物的制造和保留也要托劉瑾之流的福，不過，沒有劉瑾，我們的祖先可能要少經歷許多戰爭，少被人家掠奪多次，有機會創造并保留更多的文物。劉瑾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小成績還是有的，整體上卻得不償失。
但劉瑾還是留下了一項確定無疑的功績，思想建設方面的功績，這是幾乎與劉瑾同時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31-1503）啟發我想到的。這位教皇排在千年最富的第16位，據說是歷史上最腐敗的教皇。他的腐敗和放蕩激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再虔誠的信徒也無法繼續相信這家伙可以代表上帝，于是就轉向自己的內心尋找上帝。劉瑾也逼出了儒家最后一個高峰，逼出了心學大師王陽明的成就。在劉瑾“杖責”為大學士劉健說情的眾御史的時候，王陽明是國防部的一個處長（兵部主事）。王陽明跳出來為眾御史說情，說杖責御史將導致信息閉塞，不利于皇帝全面了解情況，不合圣賢的教導和祖先的規定等等，說得堂堂正正，無法辯駁。劉瑾根本就不辯駁，下令打了王陽明四十廷杖，又在監獄里關了數月，然后撤消干部身份，貶為貴州龍場驛丞，當了偏遠地區的小郵局兼招待所的職工頭頭。
王陽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為，追問自己到底要什么，尋找支撐正義行為的精神力量。最后他發現那力量無須依賴外人的獎罰，因為它不在身外，而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名曰“良知”。“良知”被后世的哲學家們罵作主觀唯心主義。我讀不明白這些唯心唯物的宏論，只見那些認識的字句在眼前飄過，卻一句也不能落入心里。但我卻可以從心底理解王陽明。他在惡人得勢、好人倒霉的處境中苦思苦想，以決定未來如何生活，要不要繼續自找倒霉。換了我也會苦想，卻未必能想出他那些簡潔有力、合乎圣賢之道的觀點。我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觀點，但我替王陽明高興，他找到了一種善行的基礎，找到了對抗“欽定真理代表”的力量，因而獲得了許多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
總之，上述比較表明，劉瑾潛流的潛作用幾乎是各種歷史選擇中最糟糕的一種，破壞性大于建設性，簡直就是死路一條。我們祖先創造出來的大筆財富居然流往這個方向，我們的悠久文明居然如此惡果累累，身為后代，不能不嘆息再三。
好在還有希望。法國和中國一樣也出產劉瑾式的人物，但是法國在英國鄰居的挑戰下洗心革面，繼而脫胎換骨，八九十年后初得正果。法國走得通，中國更大更集權走得自然要慢一些，最終卻也應該能走通。從戊戌變法開始洗心革面，中國一路血雨腥風地走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
注：
1 2001年5月13日1 文章的作者是Rachel Emma Silverman, 文章的標題是“過去一千年中最富的50人”，發表時間是1999年1月11日。
2 明朝的一石白米為94.4公斤，如今的零售價至少是兩元人民幣/公斤，按此折算，一兩銀子價值人民幣377.6元。
3 轉引自孫翊剛編《中國財政史》
4 日期考證見明通鑒卷四十二，紀四十二，正德二年。《明史·蔣欽列傳》中記錄時間不詳。
5 整個故事見《明史·宦官列傳》
6 《明史·蔣欽列傳》
7 《明史·宦官列傳》卷304
8 轉引自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P370
9 轉引自《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P574
10 轉引自張晉藩：《中國法制史》，第457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11 朱元璋：《大誥》第二十三，第四十九
12 《大誥續編，追贓科斂第三十六》，全明文P643
13 《大誥·折糧科斂第四十一》
14 《繼世紀聞》卷三
15 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說：“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
寫這二十幾萬字用了8個月，酒徒自己也沒想到能寫這么多。本來，這部小說最早發表在明楊上，當時酒徒的女友正要回國，酒徒希望喜歡自己小說的讀者能給酒徒的愛情以祝福。
結果在那天，酒徒收到的祝福數以百計，酒徒非常的感謝大家的鼓勵，酒徒那天也贏得了愛。一段凡夫俗子的愛，但這是酒徒最珍貴的收獲。所以忍不住今天拿出來炫耀。^_^
后來的故事很簡單，酒徒結婚了，成了一個丈夫，雖然婚后依然要面臨一個國內，一個國外的兩地分居問題，但酒徒心中，對未來充滿希望。 ^_^
酒徒現在每天為了生計而奔波，的確可以支配的時間很少，所以越寫越慢，請大家諒解。如果哪位能有時間把第一卷給修飾一下，酒徒將不勝感激。酒徒無償出讓《明》第一部得修改權力（我自己又懶又笨，所以裝得清高點兒）。
接下來，《明》的第二卷可能沒那么有意思，可能有太多血腥和骯臟的東西，酒徒有時也猶豫是否這樣寫，但又覺得故事的發展必將如此，無法回避。
如果你喜歡這個故事，或對接下來的發展有什么建議，請給酒徒發信tigermeng12@vip.sina.com,(垃圾郵件和廣告就不必了，酒徒現在每天收到得太多）。
祝大家周末愉快！;
第二卷關于戰爭的場面會很多，酒徒不太會寫，因為有夜摩先生的小說再前頭，酒徒幾乎想把所有戰爭場面省略掉，以免自慚形穢。所以請加入了本書的讀者多多幫忙出主意，給酒徒點兒好點子。
寫到現在，酒徒很迷惑，有些情節不知如何處理。
首先迷茫的是如何對待其他民族的問題，如果來個種族清洗，就等于認同掌握了先進技術的民族對落后民族的屠殺是應該的，也等于認同了日本入侵中國的合理。
第二迷茫的是內部的紛爭，胡維庸案，藍玉案還有紛繁復雜的政治。明朝是刑罰非常殘忍的時代，對于異己，武安國如何去處理。當然殺了痛快，但是這等于又塑造了一個恐怖政治，這種政治沒有什么價值。大家對此的見解可以給酒徒留言，或直接發信給酒徒。
在此推薦兩本酒徒特別喜歡的書，一本就是風塵不息先生的《明月》，此間風景，只能用壯美形容。
另一本是《曲線救國》，酒徒前兩天看了一遍，覺得太有趣了，笑得肚皮都疼，真得好得不得了。
恭愍王后期明、高麗關系與明、蒙戰局
李新峰
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明軍攻克大都，明與高麗即分別主動遣使聘問。[1] 高麗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五月，高麗對明稱臣，[2] 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始行洪武年號，[3] 從此“遣使朝賀，歲以為常”。[4] 明朝“于海東之使，禮遇尤厚……高麗乃箕子胥余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實存先生之遺風焉。正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5] 但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明朝方面卻以高麗使臣以私馬充貢為由拒絕受貢，[6] 從此開始對高麗百般苛責，或因進貢路線不合要求，或因表文規制有誤，或因貢品數量不足，或因高麗國內政變后王位未得明承認等等，拒絕高麗正常朝貢，直到洪武后期李朝建立后兩國關系才漸趨正常，其與以后二百年間友好互助恰成對照。高麗為東方大國，兩國關系之重要性盡人皆知，當時明與琉球、暹羅、安南等均通好唯恐不及，何獨對最重要的藩邦卻吹毛求疵？其托辭種種，均不能盡釋人懷。本文擬從明蒙戰爭形勢演變對明高麗關系的影響入手，辨析高麗恭愍王在位后期（恭愍王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即洪武元年至七年，1368至1374年）明高麗關系由密切到疏遠至惡化這一過程。
洪武五年明軍鎩羽漠北，從此由一味進攻轉向尺進寸取，是為明蒙戰爭轉折點。《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乙亥，北元遣使波都帖木爾及于山不花來詔曰：‘頃因兵亂，播遷于北。今以廓擴帖木爾為相，幾于中興。王亦世祖之孫也，宜助力，復正天下。’初，二人入境，王欲遣人殺之，群臣皆執不可。于是訪以拘留、放還、執送京師三策，群臣皆曰放還便。……戊寅，王夜見元使曰：‘予眼疾，見日則大劇，故以夜待之。’蓋畏朝廷知也。……乙酉，元使還，以苧布附獻。”元使此來所謂中興，當指洪武五年（1372年）春夏漠北之戰后北元之大好形勢，而這給高麗君臣以極大震動。經反復爭論，高麗終于決定結好北元，執藩邦禮。[7] 其事雖盡量秘密，但元使公開出入境，明朝方面豈能不知？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明猶以常禮接待高麗使者，[8] 至十月態度忽變惡劣，應與此事有關。
然洪武五年明軍雖敗，尚能固守長城一線，且國力仍遠勝北元，高麗何以出此下策？觀元末情勢，高麗本為元之忠實屬國，其國王如上引“亦世祖之孫也”，元順帝皇后、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之母奇氏乃高麗人。[9] 高麗軍曾助脫脫圍攻高郵，[10] 與遼陽行省軍閥合擊紅軍，[11] 與降元的張士誠、方國珍頻繁互使，[12] 而與朱元璋勢力則直至洪武元年末才開始接觸。這種親元疏明背景使高麗在明兵臨大都城下時尚以加強西北邊防為務，[13] 款明后與元仍有來往，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遣使至上都。[14] 《高麗史》卷四一載，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三月“癸卯，元遣使進王為右丞相。甲寅，遣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貴如元賀圣節。”卷四二載，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九月“乙巳，元丞相擴廓帖木爾遣使來。”洪武二年初元順帝據開平，明蒙雙方尚未決戰，高麗尚未得到明方回音，明使亦未達王京，其賀元圣節自可理解。洪武三年沈兒峪、應昌戰后，大局已定，而擴廓遣使來，高麗方面就不再那么積極，此后遂不見來往。但這并不能說明高麗國內親元勢力已銷聲匿跡，其僅懾于明之兵威而暫隱忍而已，明軍一旦遭遇大敗，其“群臣”即可如上引文述操縱外交政策轉向。而高麗南有為元牧馬之野的耽羅，海上倭寇猖獗，北與納哈出等隔江相望，其四臨強部，在明軍不利時結元自固，亦在情理之中。
以上雖粗視可通，但觀明、高麗間齟齬并非始于洪武六年。《高麗史》卷四三載，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五月“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達麻失里及孫內侍來錫王彩緞紗羅四十八匹。癸酉，孫內侍自縊于佛恩寺松樹。”明使本為遣送朱元璋視為隱患的陳理、明升等而來，竟自縊于高麗，事屬極不正常。朱元璋于年底揭露：“說病死了，自吊死了。說的差呵。我問的明白了也，恁那國王著帶刀的人每窗下門外看守，行里步里關防的緊呵。那火者說道：‘我是本國的人，怎的這般關防我？’說呵，姓樸的宰相不容說，打了一頓，又與了毒藥，藥死，……尸首吊在樹下。” [15] 后高麗方面辯解說：“兩內侍既聯床而共眠，何以鳩殺？老院使與同舟而相惡，卒致禍延。” [16] 然即便明使內訌，何至于自縊？殊不足信服。朱元璋接著說：“又駕船的軍人每跟的也交許多人關防。……一條船去呵，許多軍馬接待。”朱在此前約八月份已有“又聽得恁國家疑惑大么道” [17] 之語，朱國禎記洪武三年明朝遣使祭高麗山川時，“繪地圖以還。……朝鮮見繪地圖，疑中國用兵，內懼，密為備。” [18] 高麗之“疑惑”應即此事。19 但這種憂慮絕不會導致鳩殺明使。當時，洪武五年五月明軍漠北敗報尚不可能傳到高麗，[20] 則高麗對明朝態度轉變顯然在北元遣使乃至明軍戰敗之前就發生了。那為何高麗在明兵威趨于極盛時突然放棄友好關系呢？
自洪武四年初至洪武五年夏，遼東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降明，七月明派馬云、葉旺由登萊北渡遼東。[21] 明軍四年底駐遼東半島南部，五年初開始大舉北攻，占領遼陽指日可待，遼東成為北元納哈出部、登陸明軍與故元降眾、高麗三方鼎足之勢。[22] 元時高麗人散布遼東，有安撫高麗總管府、沈州高麗總管府之設，[23] 而元末明初割據遼陽以東的高家奴就是高麗人。[24] 洪武三年底高麗攻克遼陽后宣稱：“遼沈元系本國舊界，……遼陽元是舊界。” [25] 《高麗史》卷四三更說，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三月“己未，北元遼陽省平章劉益、王右丞等欲歸附大明，慮遷居民。以遼陽本我地，若我國請命，可免遷徙，遣使來告。”明軍到來無疑破壞了高麗與北元在遼東平分秋色之格局，對高麗本土構成潛在威脅。
高麗與明通款后，雖漸與北元朝廷斷交，但與納哈出的關系日見密切。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辛丑，遼陽省納哈出及平章洪寶寶遣使來聘。” [26] 此為元亡后納哈出通好高麗之始。年底與次年初、次年底納哈出又三次來使，[27] 但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全年未見《高麗史》納哈出來使之記載，而《高麗史》卷四三載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正月甲戌，于山不花、納哈出、高家奴、古提豆、王曹丞等來侵泥城、江界等處。”于山不花排名在納哈出前，應即著名的也先不花，諸人分據開元、金山、老鴉山寨等處，[28] 至此合兵攻高麗，似乎是洪武四年雙方關系破裂，乃有東北軍閥聯兵入侵之事。但洪武四年底明軍在遼東半島南部駐扎，即將北攻，納哈出等豈敢大敵當前之時猶橫挑強鄰？且高麗方面本一直對其禮遇有加，納哈出只會更積極地拉攏高麗，斷不敢絕交。
高麗自洪武二年起即向鴨綠江右岸地區進攻，但所攻掠者皆“東寧余黨”之類，并未與納哈出等有直接沖突。再看高麗向明朝通報的恭愍王二十一年戰況：“正月，有東寧府余黨胡拔都等，潛入波兒口子，殺守御官金天奇等，虜掠人口以去。至二月又突入山羊會口子，守御官張元呂等擊逐之。又于本月有僉院曹家兒、萬戶高鐵頭等引軍潛入陰童口子，守御官金光富等又擊逐之。” [29] 則知戰斗規模甚小，上述諸大軍閥均未出現。元后期東寧府轄以今平壤為中心的大片地區，[30] 由上述戰報同條述“竊詳東寧、遼陽未曾歸附朝廷，既是梗化之人”及洪武三年高麗大張旗鼓攻遼陽稱攻東寧可知，此時高麗所指，乃是鴨綠江西北、遼河以東地區即東寧府舊界，東寧府余黨當指元亡后占據鴨綠江對岸者。關于高鐵頭，《遼東志》載：“（洪武）八年，都指揮葉旺、馬云破納哈出于蓋州城南，（陳）玉之功甚多，仍追其至豬兒峪，敗之，又克達軍高鐵頭山寨。”[31] 在洪武八年末蓋州之戰中，納哈出部由蓋州向東敗退，明軍直追至鴨綠江，順便掃清了沿途蒙古軍據點。[32] 由此可知高鐵頭確為千山山脈中即東寧府舊界處蒙軍偏部，其與胡拔都等皆應類此。此次戰斗或為千山中故元殘部懾于明軍逼人之勢而東移，假也先不花、納哈出之威名騷擾高麗。但高麗雖稱諸大軍閥來侵，卻無相應增兵備御之舉，則高麗顯知真相。其刻意造成高麗與東北故元主力發生正面沖突之印象，欲示明軍以誠而已。高麗不怕由此激怒東北諸部，得無與納哈出等有默契甚至合作在內？總之，納哈出與高麗不可能在洪武四年突然斷交，其往來可能因明軍出現在遼東而轉入秘密，而關系應更加密切。
明軍登陸遼東后確實引起高麗的疑懼。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麗即“咨中書省曰：‘于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鄭思道駕海船赴京賀明年正，到喬桐島，船著淺穿漏，不得前去。又于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韓邦彥賀正，開船忽被風暴淹沒。小邦去京師隔海甚遠，天寒冰合，難以發船，恐違進賀之期。金、復等州涉海稍近，驛路可通，經由遼東，庶望及期。今遣韓邦彥前往遼東都司，赴京進賀，請聞奏施行。’” [33] 明軍登陸遼東前，兩國往來使臣從未遇海難，而今金、復等地甫入明疆，高麗船便兩次失事，由此欲借路遼東入貢，豈非太過巧合？由王京入長江口所經南黃海海區冬季并不結冰，即便明初氣溫較現代偏低，或高麗入貢船乃沿岸航行，需經過更寒冷的北黃海，則如上引恭愍王十七年十一月高麗首次遣使赴明，當時遼東為元軍所據，其必由海路，哪有“天寒冰合”之障礙？時已十一月，“經由遼東”，則需先航行至“涉海稍近”的金、復等地（此又不怕天寒冰合），再涉渤海或遠行陸路，南行千余里方達京師，真迂遠之極，何可“庶望及期”？何況所提及八、九月兩次遣使事均不見于《高麗史》當時記載。如此則高麗托辭以觀遼東明軍虛實之圖，百辯難掩矣。總之，從高麗自明軍登陸遼東后加強于納哈出的合作，虛張戰況以塞明聽，又借故以觀明軍軍情等事看，明軍在遼東出現，促使高麗對明朝嚴加防范。洪武五年高麗態度突變，正當遼東明軍大舉北攻之始，此兩者實應有直接關系。
反觀明朝方面，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猶以隋煬帝自警，討好高麗。[34] 蓋北方新敗，不欲再樹強敵。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對高麗使臣大發雷霆，歷數高麗過失，除殺孫內侍、防范使團、疏于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復痛責的是高麗來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聽軍情為務：“恁每使人遼東等處吳王相抬茶飯，……正意打細。恁將著千余匹馬來販賣，又夾帶著納哈出的伴當，來看我軍營里事。恁透與他消息，搶了我牛家莊馬頭十萬石糧，更折了三千軍馬。……又與徐總兵抬茶飯，不是真意，故意打聽北平府軍官事跡。……濟州馬匹，今日將來，明日將來，鬧了一年，將的四個馬來了。不知怎的做事。作買賣來的人每將不打緊布、席來，卻不將一個馬來販賣。” [35] 吳王相即明軍在遼東的最高指揮官靖海侯吳禎。遼東等處應指明軍洪武五年五六月間占領的遼陽等地。牛家莊之戰在洪武五年十一月。[36] 徐總兵應即徐達。[37] 看來上年十一月高麗請行陸路后明方未拒絕，使團、商人紛至遼東。但高麗決不輕易輸出馬匹，為何又“將著千余匹馬來販賣”？其數量太大，只能由陸路運送，又不可能為民間貿易，則知其定為至遼東使臣所帶官方貿易團。其到達時間應在明占遼陽后即洪武五年秋，此時蒙軍殘部仍據千山，以千余匹馬穿行北元控制區而安然無恙，顯見此番高麗與納哈出等合作，不惜血本，欲助其一臂之力。惟其乃官方貿易團，可隨使臣由遼陽南下渡海必經之牛家莊，則“納哈出的伴當”得以盡窺明軍內情。看來明軍占領遼陽，在遼東占盡優勢后，高麗與納哈出已幾近同盟。而明朝方面除上述八月交好高麗外，十月尚因高麗使臣溺海，決定減少貢物數量與進貢次數。[38] 而十二月算總帳，定因牛家莊之事已令明朝方面不能忍受。牛家莊之戰中，納哈出遠襲明軍后方糧儲基地，打破明出兵遼西計劃，使明軍在遼東遭受空前打擊，實為遼東戰爭之轉折點。[39] 明方既有此教訓，除翻臉痛斥外，還迅速斷絕與高麗的陸上往來。《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庚寅，遣判書張子溫移咨定遼衛曰：‘ 前遣鄭庇赴京獻馬，稱到定遼城，有守門官不許入城，曰今奉圣旨，山東新附百姓生受，高麗使臣休這路上來。以此回還。庇承差進獻，今聽在號之言，別無官信明文，未委虛實。如果圣旨，請錄全文回視。’子溫至定遼，總兵官使謂曰：‘圣旨高麗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賚來咨文，畏圣旨不敢拆看。’由是子溫未得文據而還。”顯然，明朝方面絕意甚堅。
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說：“今后不要海里來。我如今靜海，有如海里來呵，我不答應。” [40] 但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猶正常接待海路來使，[41] 說明其仍想維持與高麗的一般關系。而十月主動斷交，從此態度一變而為蠻橫，唯一的解釋是，明朝得知高麗年初通元事后，決定作出強烈反應。
入貢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麗由海路赴京上陳情、請路、請方物仍舊、謝璽書四表，并請頒火藥以抗倭。[42] 明朝方面對其辯解不予理睬，拒絕恢復貢物數量，拒絕陸路通貢，指摘其進貢禮儀之失，對其請火藥事回答說：“交那里掃得五十萬斛硝，將得十萬斛硫黃來，這里著上那別色合用的藥修合與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干將官率駕將來我看。……此等之物，處處有之，彼方但不會修合耳。恁宰相每只將這號令行將去。” [43] 高麗所提要求雖過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數字的高麗本不出產的原料，又要把對方海軍調來檢閱，則一副潑皮口吻，顯然已無誠意。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麗：“（恭愍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禮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來。中書省咨曰：‘欽奉圣旨：已前征進沙漠，為因路途遙遠，馬匹多有損壞。如今大軍又征進。我想高麗國已先，元朝曾有馬二、三萬匹留在新羅牧養，孳生盡多。中書省差人將文書去，與高麗國王說得知道，教他將好馬揀選二千匹送來。’” [44] 此顯然是無理要求，因高麗當時并不能控制耽羅，揀馬何從談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軍已漸恢復元氣，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軍又征進”倒并非虛言。惟其年初索馬，四月索火藥原料及船艦，當為明擺脫戰略被動局面后開始報復、欺凌高麗。
《高麗史》卷四四載，恭愍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韓邦彥至濟州，……只送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瑩領諸軍至耽羅，奮擊，大破之，遂斬賊魁三人，傳首于京。耽羅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還京師，遣密直副使金義領馬三百匹送定遼衛，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張子溫謝通朝貢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還至開州站，護送官金義殺斌及其子，執密，遂奔北元。” [45] 表面上看，高麗受命后索馬于耽羅，不得后興師占領耽羅，送馬至定遼都衛。似乎恭愍王決定答應明朝的無理條件，而國內親元勢力于九月發動政變，至使剛要恢復的明高麗關系再度惡化。實際上高麗早已有意進兵耽羅，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討耽羅。[46] 《高麗史》載朱元璋回答：“其速發兵以討。” [47] 《明實錄》載，朱元璋嚴禁出兵：“耽羅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于高麗，又別無相誘之國，何疑忌之深也？--豈非因小隙而構大禍者乎？” [48] 兩者正相反。明代人記朱元璋的回復，或為“逃寇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 [49] 或為“逃寇可傳檄定，其罷兵。” [50] 或全同《實錄》。[51] 從高麗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動看，《高麗史》所載雖貌似原始生動，實不可信。至于其一舉吞并耽羅，則正是利用明朝來索馬遭拒這個機會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為明討馬而發。高麗本已得到三百匹馬，平耽羅后仍僅送三百匹給明，顯然不把兩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明本嚴禁高麗陸路入貢，今差人索馬，數目巨大，由后來林、蔡等行至開州站可知明定答應其由陸路入境。[52] 高麗借機“謝通朝貢道路”，則這三百匹馬不過是高麗打開定遼城大門的籌碼而已。蔡斌遇害雖在恭愍王被弒后，但殺他之人就是恭愍王指派的護送官金義。則若恭愍王不死，盡睹高麗送馬內幕的林、蔡等能否到達遼陽，也實有疑問。要之，從高麗對索馬的應付態度看，恭愍王在位最后幾個月間仍奉行對明的防范、搪塞政策，九月的政變是加劇而非導致了明高麗關系的惡化。
總而言之，高麗以元之忠實藩國遽降明朝，其國內親元勢力尚強，南北臨敵，不得不在事明同時先交殘元，后結納哈出以自固。明軍登陸遼東后，高麗感到明軍侵入己方勢力范圍，對其本土構成威脅，乃積極赴遼東觀察明軍形勢并加強了與納哈出的合作。明軍洪武五年初在遼東開始北攻，高麗乃對明使團嚴加防范，兩國關系首次出現裂痕。明軍占領遼陽在遼東占據優勢后，高麗乃暗助納哈出摧毀了明軍的戰略基地。洪武五年明軍大敗于漠北，高麗乃對元稱藩。其后高麗堅持不與明正面沖突，主動求好但絕不助明的政策，直至恭愍王被弒。明與高麗建立宗藩關系后一直與其正常往來，對于高麗的不友好舉動并無激烈反應。直到牛家莊之戰重創明軍，明乃拒絕與高麗陸上來往，并單方面減少高麗入貢次數與貢品數量，但因大敗之余而不肯完全翻臉。高麗重結北元后明拒絕其正常入貢，待國力漸漸恢復，對高麗采取了不冷靜的凌逼態度，間接導致了高麗政變后兩國關系的破裂。看來，明蒙間戰爭形勢演變，尤其是明與納哈出在遼東的攻守進退，直接影響著明、高麗間外交。明軍洪武五年的失敗和恢復，與在遼東的推進和挫折，導致了兩國關系的一步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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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太祖實錄》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條，《高麗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十一月丁未條。按：高麗洪武三年始行《大明歷》，此僅略言。
[2] 《高麗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五月甲辰條。
[3] 《高麗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七月乙未條。
[4] 《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鮮傳》。
[5]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一《贈高麗張尚書還國序》，《四部備要》本。
[6] 《明太祖實錄》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辛巳條。
[7] 苧布系高麗土產，見《大明一統志》卷八九《朝鮮·土產》。后朝鮮以苧布貢明為常制，見萬歷《明會典》卷一零五《主客清吏司·朝貢一·東南夷上·朝鮮國》。此處獻苧布于北元，當為承認宗藩關系之意。
[8] 《明太祖實錄》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條。
[9]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傳一》。
[10] 《高麗史》卷三八《恭愍王世家》三年六月辛亥朔條，十一月丁亥條。
[11] 權衡《庚申外史》卷下，《學海類編》本；《高麗史》卷四零《恭愍王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條，四月丙子朔條，八月庚戌條。
[12] 例見《高麗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七年五月庚子條，七月甲辰條；卷四零十二年四月壬子條等。張、方與高麗通使皆十次以上。
[13] 《高麗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八月乙未條。
[14] 劉佶《北巡私記》，《云窗叢刻》本。
[15] 《高麗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記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語。
[16] 《高麗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十月乙酉條謝恩表。
[17] 《高麗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條親諭。同條載使臣張子溫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隨即有親諭及手詔，應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18] 朱國禎《皇明史概·大事記》卷十一《朝鮮》，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
[19] 張子溫四月自高麗出發，（見《高麗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條）七月底到京師，而明使臣五月方到高麗，八月初朱元璋會見張子溫時，明使臣應尚未歸國，所言“疑惑”應非使臣受辱之事。
[20] 徐達敗報至京在五月，李文忠在六月，見《明太祖實錄》卷七三洪武五年五月壬子，卷七四六月甲辰條。
[21] 《明太祖實錄》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條、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條。
[22] 關于明軍北渡后作戰情況，據拙文《明初定遼都衛與遼東衛新探》，待刊。
[23] 《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九、一九四二三引《經世大典》。《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則作“安撫高麗軍民總管府”與“沈陽等路軍民總管府”。
[24] 《高麗史》卷一三零《辛 傳》二年六月高家奴書信。
[25] 《高麗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十二月丁巳條。
[26] 《高麗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正月辛丑條。
[27] 《高麗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十一月戊午條，卷四二之十九年二月壬午條，十二月癸酉條。
[28] 《明太祖實錄》卷六六洪武四年七月末條。
[29] 《高麗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三月庚戌條。
[30] 《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
[31] 《遼東志》卷五《官師志》陳玉傳，《遼海叢書》本。
[32] 《明太祖實錄》卷一零二洪武八年十二月末條。
[33] 《高麗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年十一月乙亥條。時僅有定遼都衛，“都司”之語，定系潤改。
[34] 《高麗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條親諭。同條載張子溫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隨即有親諭及手詔，應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35] 《高麗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記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語。
[36] 《明太祖實錄》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條。
[37] 高麗使臣遠赴北平打探軍情，非為北元，當因明軍此時由遼西出兵遼東，北平府軍情仍為高麗切身之事。
[38] 《明太祖實錄》卷七六洪武五年十月甲午條，《高麗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
[39] 據拙文《論明初遼東牛家莊之戰》，待刊。
[40] 《高麗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條記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語。
[41] 《明太祖實錄》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條。
[42] 《高麗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六月辛卯條，二十三年二月甲子條請路表。
[43] 《高麗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三年六月壬子條。
[44] 《高麗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三年四月戊申條。
[45] 《明太祖實錄》卷九八洪武八年三月丁卯條：“高麗國遣宗薄事崔原來告哀……言其國有金義者，奉使貢馬，行至只縣，遇朝使蔡斌、主事林寶周，遂殺斌而執寶周以還，罪當死。已誅義而籍其家。上疑其詐，命拘原。”《高麗史》所記應近實。
[46] 《高麗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條。
[47] 《高麗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條。
[48] 《明太祖實錄》卷七五洪武五年七月庚午條。
[49] 葉向高《四夷考》卷一《朝鮮考》，《寶顏堂秘笈續集》本。
[50] 茅瑞征《皇明象胥錄》卷一，《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一集》本。
[51] 如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本。
[52] 由《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韻引《析津志》載沈州（今沈陽）至洞仙的沿路驛站知，開州站位于東京（今遼陽）東南四百里，即今遼寧鳳城。其自古以來即是遼陽至朝鮮半島的必經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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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藥是我國古代煉丹家于公元七世紀，在煉制丹藥的過程中發明的。火藥發明后，首先被古代軍事家所利用，制造出火藥武器，用于戰爭。《武經總要》記有火藥配方和火藥武器。火藥的主要成份是硝石、硫磺和木炭，這是目前世界上所知年代最早的軍用火藥配方。據記載，唐昭宗天佑元年（904）鄭璠攻豫章（今江西南昌）時，曾用飛火攻城，這是我國目前已知使用火藥武器的最早記錄。飛火是用弓發射的火箭，在箭桿上綁一火藥團，點燃引線，用弓發射，以燒傷敵人。宋元時期，人們利用火藥所具有的束縛力越緊爆炸力越強的特性，制成了爆炸性火器，如霹靂火球、火蒺藜、震天雷等。這類火器用生鐵或陶器做外殼，內裝火藥，點燃后能發出極強的爆炸力。
一硝二硫三炭只是大致的比例，近代軍事上用黑火藥的成分是：75%的硝酸鉀，10%的硫，15%木炭。明初焦玉著《火龍神器陣法》，記載了十幾種3成分火藥的配方,可根據引燃、發射、爆炸、噴火等不同用途配制出各種火藥，其中有的成分很接近于近代黑火藥的標準配比（硝75％、硫10％、炭15％）。明萬歷年間，趙士楨在《神器譜》中，記述了制火藥時，用蘿卜、蛋清提純硝的方法，強調了火藥的顆粒要細而均勻， "上粗大者不用,下細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銃"， 認識到火藥燃燒速度與火藥顆粒大小的密切關系。
我國古代對火藥及火器的研究還是很透徹的，特別是明代初期，為了對抗蒙古人，火器成了明軍的標準配置。最近在內蒙赤峰出土的明代火炮居然用的是開花彈（空心可爆炮彈），可見技術的進步絕非一般。只可惜到了清代，我們又回歸到了大刀長矛階段。
酒徒的小說中，很多發明的確是我國古人的杰作，所以不敢把它們安在武安國的頭上。酒徒一直認為科技的進步會有一種蝴蝶效應，一個方面的進步會起到連鎖反應，帶動一串飛越。問題是，什么時候蝴蝶才能第一次拍動翅膀。
中國的火器在明代就成了官府專營，清代則火器制造實行更為嚴密的控制。康熙時火炮有御制、廠制、局制之別，最好的槍炮制造廠局設在皇宮養心殿內，由皇帝直接控制。精良火器由皇室和滿洲八旗使用，京城漢軍只能用質量最差的局制火器，而外地根本不允許制造使用精良火器。所以中國的火器只能越來越差，差到不如冷兵器，差到從開花彈退回實心彈。
最為可笑的是，那個被一些歷史盲或坐奴才狂們捧上天的，提著一手臭不可聞的詩四處亂提還硬逼著人叫好的狗屁皇帝乾隆，在其80壽辰時，英國特使馬嘎爾尼帶著西方軍事變革的最新成果訪華，包括新式天球儀、地球儀、自來火槍、船舶模型和望遠鏡等29種科技含量和軍事價值高的禮物，他只當“貢品”、“玩好”收藏。馬戛爾尼邀請清軍將領福康安觀看英國使團衛隊操練新式武器，福康安拒絕說：“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作，想來沒有什么稀奇。”
酒徒有時候聽著為這些狗屁皇帝歌功頌德的作品，就忍不住想跳起來問那些名作家，名導演一句，既然皇帝那么圣明，怎么這么快人家的軍艦就打到家門口來了。
本書中火器的應用還會很多，但考慮到當時的科技情況，中國沒有精確數量概念的理論方法，也沒有初步的化學理論，所以不敢安排那么快的發明硝棉。
同理，在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時代到來之前，也不敢讓故事中的人發明蒸氣機。發明了也沒用，因為工廠不需要，所以蒸氣機形不成生產規模，中國的古代的商人很少干賠錢的事，煉長生藥除外。況且，如何控制壓力，相關溫度和壓力測量儀表如何生產，水的溫度如何界定，速度如何控制。還有如何對大型部件進行焊接，總之，涉及的問題太多了。
酒徒雖然在小說中讓武安國改進了火銃，遵循著改進鋼材質量，改進鑄造工藝，通過給排水管道的大規模應用，促進鋼管鑄造業的發展，因大規模加工需要，發明車床，通過車床，促進精密原件的量產，然后才有后膛槍的誕生。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如果貿然讓蒸氣機出現，中間的過程酒徒實在很難安排，所以雖然有讀者一再提示，酒徒一再不敢這么寫。
接下來的章節中，武安國會有一段空閑時間，在這段時間里，他會聽從周無憂的建議，立言，即整理出一套科技入門資料。從而逐漸使科技得到普及。隨著航海家的腳步，東西方的文化開始交流，西方的古代科學和一些發明會逐漸溶入明朝的社會，明朝的國力會進一步發展。
最近酒徒出差較多，所以更新會很慢。酒徒是搞電力設備調試的，大家看看周圍缺電到什么程度，就能想到酒徒所在的企業工作多到什么程度，也就理解酒徒為什么沒時間更新了。總之，向關注本書的人表示謝意，向提建議的人表示尊重，向催稿者表示歉意。
又即，要送我人頭馬的那位仁兄，你住哪里，我路過時順便去取。
青林居士：選錯題材了，酒徒兄。在明朝初期的時候，東北三省基本上是屬于很多少數民族的聚集區，而且他們大部分人都已經在那里生存發展了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所以，那不是一場收復故地的戰役，而是侵略的意味更重一些。從商朝到元朝，漢族王朝只不過在唐朝時期短暫統治過東北三省一次，此外就基本上沒有在那里立過足。所以，還是找一個正義性更強一點的戰場吧，不然讀起來會很不是味道的。
酒徒：這場戰爭是歷史上的確發生過的，具體應該在洪武二十年。結果是明朝收復遼東，而高麗王朝更迭為李氏朝鮮。在明朝建國之初，因為高麗人的小動作，導致徐達北伐失敗，明朝對北方各地的大規模進攻中斷，轉為小規模蠶食。說實話，戰爭的正義性都是相對的，在本書中，常茂等人痛恨的是高麗這種背后抄盟友后路的行為（當時高麗已經對明稱臣）。
我是一個菠蘿：傳令前部李中將軍，帶五千騎兵尾隨敵軍，尋機殺傷，不可冒進”。——摘自“黑土2”的原文。 朝鮮在抗隋、唐時舉國之兵不過十數萬，且絕大都為步兵。朝鮮雖然接近東北，但由于其多山地帶，向來不會以騎兵為主力，且其也不盛產馬匹。以同時期日本幕府為例，一般一個城主如有三千步卒，其騎兵數量至多在百人左右——黑澤名執導的《亂》中可見一斑。
酒徒：注意戰場發生在遼東，而高麗人已經占領遼東八年，東北是個產馬之地，不然明末的女真鐵騎也不會誕生。日本才是真正的缺馬，黑澤明的電影環境和本書沒有可比性。謝謝參與。
雨桶：日本人也算人？”我質問上帝道。上帝臉上露出一絲羞愧，支吾半天結結巴巴的說道，“算，算，算是吧。”我拍拍他的肩膀，“這不是你的真心話。”上帝漲紅了臉，轉身欲逃走。看著他狼狽不堪我于心不忍，但我想想又心有不甘便一把抓住他，“失手造批禽獸出來也就算了，但你也不能把它們緊挨著咱中國人放啊！”上帝哭喪著臉，“你們中國人自己死好面子講什么仁義，早點踏平過去，不早沒事了。”我被上帝說得咽住了，無語中...。
酒徒：日本人是人，雖然日本人對中國充滿敵意。但尊重你的對手才能打敗你的對手。此外，雖然酒徒從來不買日本貨，但如果有日本人友好的給我一個微笑，我也會還他一個微笑。酒徒所說的人人平等，包括世界上的所有種族與民族。
童子軍：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沈陽附近不可能出現3萬以上女真士兵的可能性，也不可能有對女真人進行所謂“屠殺”，女真人與蒙古族同是游牧民族，打的是游擊戰。第二代槍即火門槍出現在十四世紀中葉的意大利。黑澤明導的《亂》中有個場景：三排火繩槍士兵躲藏在樹林中向外面連射，打死N多沖擊中的騎兵；甲午海爭之后朝鮮的東學黨與日軍在牛金峙之戰大敗，日軍無一死亡，其就是憑借近代槍中的“后裝連發槍”打贏的。
酒徒：洪武十三年，遼陽附近可能出現3萬以上女直，不是女真。明代學者秉承了漢族學者的一貫傳統，不喜歡考證少數民族之間的差別，用女直通稱關外除蒙古外的所有少數民族。這和后來的建州女真（清朝的祖先）沒有任何關系。關外少數民族基本上男人全是戰士，“胡兒十歲能騎馬”。另外，本書沒有寫屠殺，也不打算寫屠殺。如果你等等下一節的內容，就會看到民族和解的開始。當然，更歡迎你加入vip ^_^。謝謝關注本書。
姑蘇朱二：愛國賊是指義和團、皇道派軍官或者憂國騎士團那種也算憂國志士但是所為對國有大害的人——為恐怖主義叫好的人還不夠資格。爭霸世界也好，顯示意志也罷，需要的是可信的實力，不是靠殘暴！相比人民的生命，不現實的信念一錢不值，只有自身安全的人才會叫囂哪怕沒有勝利的可能也要玉碎——如果要人信服堂堂一戰或者顯示成果都好，但是靠殺戮決無可能。最后，如果可以請你看著最近那些赤身露體被殺的俄國孩子的照片，看著僥幸生還的孩子驚恐的眼神，再寫一篇吧，如果你還可以寫出來，我送你兩個字——“人賊”！
酒徒：酒徒一直認為，美國人是人，而在歷次美國發動的戰爭中數以萬計被“誤殺”，“誤炸”，“虐殺”的其他國家的人也是人，大家有同樣的生存權力。我想這點不用我再舉越南、朝鮮、阿富汗上的例子，多少平民至今還沉冤未雪。同樣，俄國孩子也是人，但就是有一個國家不肯承認是恐怖分子所為，宣傳為民族矛盾。酒徒那篇文章只是想探討一下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恐怖主義，是誰先種下了仇恨的種子。酒徒建議大家換一個角度，先放棄道德上先入為主的譴責，假設自己是一個阿拉伯人，會怎么看美國。再假設自己是美國人，如何看穆斯林。另外，酒徒歡迎你和我探討，雖然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捍衛你說話的權力。前提是不要用侮辱性的語言，無論你是什么觀點，什么身份，記住，酒徒認為自己和你是平等的。
jack_jack：這個。原來是你寫的。雖然經典。可是。我覺得，這世界如果有規則，總比沒有規則來得安全一些。雖然，規則是由美國人定的。可是，起碼，我們在這個規則下，可以有能力自衛。如果象拉登那樣。估計，我們就慘了。
酒徒：如果美國打著保護臺灣的名義進攻中國，你有能力自衛嗎？美國人會認為他們的國家錯誤而反戰嗎？越南戰爭是因為看不到獲勝的希望而反戰，不是認為他們的戰爭不正義。至今，美國人依然認為他們發動朝鮮戰爭是為了防止共產主義的擴散。當中國遭受非典的時候，美國人的網站上最刺眼的位置，一個肺部的陰影掩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旗，我看到時曾經淚流滿面。我們不需要仇視美國，但我們需要清醒的認識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爭執，沒有任何道義可言。
周日游魚：《明》是一部相當“主旋律”的書，看到現在有種不太相信的感覺，能否在其中加入陰謀、恐懼、背叛等元素呢？
酒徒：慢慢看，后面更精彩。謝謝關注。
電器水晶：但是沒有美國世界會更加糟糕。
酒徒：不一定，美國沒誕生前世界并沒滅亡。我們需要和平，但如果這個和平需要當奴隸和帶枷鎖來忍受，我們還需要嗎？
to天蒼蒼野茫茫:塞外酒徒，但是后來發現全國的酒都不錯，所以就改成酒徒了。
To紅鷹天下：酒徒也想快點更新，問題是酒徒還要掙錢吃飯，買酒，支持一個家。謝謝關注。
谷雨居士：歷史軍事類小說多以愛國為主題，本書似乎也一樣，可是有幾處覺得費解，可否幫忙解答：第一，按本書所述，當年的倭寇中其實多是扮成倭寇的中國海盜，是不是說戚